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是建設農業強國、實現鄉村振興和打造美麗中國的重要環節，盡管我國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上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當前仍面臨著諸多挑戰。文章深入剖析了農村面源污染治理過程中的關鍵瓶頸，包括基礎設施和監測體系建設滯后、種養結合結構性矛盾突出、跨區域跨部門統籌機制不健全，以及社會化服務體系和金融支持政策不完善等問題，并針對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應對策略，如提升污染防治基礎支撐能力、優化多層次種養循環體系、健全跨部門跨地區協同治理機制、完善社會化服務與綠色激勵政策，以期為農村生態環境減負、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一、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關鍵瓶頸

1.1 基礎設施和監測體系建設滯后

我國農村在污水處理、畜禽糞便收集儲運，以及秸稈和農膜回收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存在明顯不足，且這個問題在中西部地區及非規模養殖地區尤為突出。部分農村因缺乏完善的污水處理管網和設施，生活污水隨意排放，對周邊水體環境造成污染。同時，畜禽糞便收集儲運設施的缺失導致大量畜禽糞便露天堆放，不僅散發惡臭，還易隨雨水進入水體。更為嚴重的是，“重建設、輕運維”的現象普遍存在，已建成的基礎設施因缺乏有效維護和管理而無法正常運行，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當前，我國還缺乏以田塊和養殖場為單元且覆蓋整個流域的系統化監測網絡，且已有監測點未充分考慮農業面源污染排放的實際特征，存在分布不合理的情況，導致污染負荷的空間分布與動態變化趨勢難以被精準呈現，無法為污染治理提供準確的數據支持。例如，在一些農業生產活動頻繁的區域，監測點數量不足，無法及時捕捉污染變化情況；而在污染相對較輕的地區，監測點又相對冗余，造成了資源浪費。

1.2 種養結合結構性矛盾突出

目前，全國及流域層面缺乏統籌種養布局的綜合性制度設計，相關政策多聚焦養殖端治理，忽視了種養協同發展，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問題。一是養殖集聚和土地緊張矛盾突出，大量養殖糞污難以被就地消納，需要遠距離運輸，既增加了處理成本，又提升了環境風險。在養殖集中區，周邊土地資源有限，糞污無法就近被消納。而遠郊適宜消納糞污的土地因距離較遠、運輸成本高，難以用于糞污消納。規模化養殖場雖有處理糞污的能力，但配套消納土地不足，糞污無法及時還田，只能在被簡單處理后排放掉，加劇了環境壓力。二是中小散養戶的糞污難以被集中收集，加之社會化收儲運體系不完善，導致“肥窩”與“肥缺”并存。并且，部分散養戶隨意排放糞污，既污染了環境，又浪費了資源。三是現有政策在種養結合上多側重于設施建設等硬件，缺乏養殖端與種植端協同發展的制度設計。與此同時，糞肥等再生產品缺乏統一的質量標準與價格形成機制，市場交易活力不足，不僅使農民對使用糞肥存在顧慮，還影響了企業和服務組織的參與積極性，難以形成良性的產業循環。

1.3 跨區域跨部門統籌能力有待提升

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缺乏多重協調機制，導致治理效能不足。第一，區域間缺乏綠色共治利益協調機制，“搭便車”和“以鄰為壑”現象普遍，治理呈現碎片化。尤其在跨流域治理方面，上游注重經濟發展而忽視污染治理，將污水排入下游，使下游承擔治理成本與壓力，難以形成治理合力。第二，在部門層面，農業農村、生態環境、水利等多部門職責交叉，但協同不足，導致多源污染統籌治理機制缺位，各部門責任邊界模糊，治理路徑不清。例如，在農村水環境治理中，各部門分工不同卻缺乏協作，易出現推諉、重復治理或治理空白問題。第三，在基層層面，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既缺乏治理任務統籌機制，又缺少專業技術支持。基層人員對污染的復雜性認識不足，難以結合本地農業類型、地形地貌和污染特點因地制宜地制訂治理方案。例如，山區農村因地形復雜、生產方式多樣，相關部門在制訂方案時未充分考慮實際情況，導致污染治理效果欠佳。

1.4 社會化服務體系和金融支持政策不完善

當前，農業廢棄物收運處理仍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化、專業化的供給體系尚未形成。
        第一，由于缺乏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和穩定的運行機制，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不高，一些農村地區雖有政府組織的農業廢棄物回收點，但這些回收點因缺乏專業運營團隊和資金支持而回收效率低下，無法滿足實際需求。
        第二，農業碳匯項目缺乏統一的交易平臺和政策引導，且碳排放監測覆蓋不足，核算標準也不統一，配額分配、核驗、監管等配套制度建設滯后，使得農業碳交易市場機制缺位，農民和農業企業無法通過參與碳交易獲得經濟收益，進而降低了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和發展綠色農業的積極性。
        第三，農業綠色信貸、保險等金融工具供給不足，導致金融機構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項目的支持力度有限，生態產品價值轉化路徑不暢，治理收益難以貨幣化、市場化。此外，一些農業企業在進行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技術改造時，因缺乏資金支持而無法順利開展項目，影響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整體進程。

二、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應對策略

2.1 系統提升基礎支撐能力

第一，聚焦污水、糞污、秸稈、農膜等重點污染源，統籌推進分類收集、集中處理和資源化利用設施建設，搭建多污染源協同治理平臺，以實現對各類污染物的統一管理和處理。

        第二，通過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及非規模化養殖區域的投入來補齊設施短板，推動治理設施向農田、養殖區和農村生活區一體化布局，支持鄉鎮因地制宜建設多廢共治處置站，將畜禽糞便、秸稈、生活垃圾等進行綜合處理，以提升協同治理效能。例如：在一些農村地區可建設集中式污水處理站，將生活污水和養殖廢水進行統一處理，達標后再排放；建設秸稈生物質能源加工廠，將秸稈轉化為清潔能源，實現資源再利用。

        第三，健全設施運行績效評估制度，制定科學合理的評估指標和方法，定期對治理設施的運行情況進行評估。

同時，完善運維資金支持政策，建立穩定的資金投入渠道，以確保設施的正常維護和更新。此外，加強全生命周期監管，利用信息化技術對設施的建設、運行、維護等各個環節進行實時監控，推進治理項目實現標準化、信息化、臺賬化管理。通過建設設施運行管理信息系統，實現對設施運行數據的實時采集、分析和反饋，及時發現并解決問題 [3]。第四，以流域、田塊、養殖單元為單位，運用遙感、無人機、物聯網等數字化技術，實時監測污染物排放、遷移和削減情況，科學布設自動化監測點位，優化監測點布局，以提高監測的準確性和時效性。第五，建立跨部門數據共享系統，實現農業農村、生態環境、水利等部門數據的互通共享，打破數據壁壘，為污染治理決策提供全面準確的數據支持。通過建立統一的農業面源污染監測數據平臺，各部門可實時獲取相關數據，并協同開展污染治理工作。

2.2 優化種養循環體系

第一，推動各地依據土壤肥力、水資源狀況等資源環境條件進行耕地承載力核算，科學調整養殖與種植規模，設置合理的種養比例，以促進協同發展，實現能肥互補和就地消納。例如：在水資源豐富、土壤肥沃的地區可適當擴大養殖規模，并配套相應農田來消納畜禽糞便；在生態脆弱、水資源短缺的地區控制養殖規模，并發展節水型種植產業；對于規模化養殖場，支持其通過土地流轉、簽訂協議等方式獲得足夠的配套消納土地，采用種養一體化模式，實現畜禽糞便內部消化，或與周邊種植戶簽訂糞肥還田協議，以建立穩定的糞肥消納渠道 ；對于中小養殖戶，引導其依托區域性糞污處理中心構建糞肥收集、儲運、還田全鏈條資源流通體系。

        第二，完善有機肥質量標準和施用規范，明確有機肥成分、含量、酸堿度等質量指標，以及針對不同農作物的施用方法和用量。

        第三，搭建區域性糞肥調配交易平臺，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糞肥供需信息及時對接。建立線上糞肥交易平臺，種植戶可便捷查詢周邊糞肥供應信息并在線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第四，鼓勵社會化服務組織參與糞肥收集、運輸、處理、銷售等全流程服務，提高糞肥市場流通效率，完善種養循環市場體系。

2.3 健全共商共治機制

第一，通過定期召開磋商會議、開展聯合督察等方式，搭建跨界合作平臺，加強不同地區之間的聯動，聚焦重點流域和湖庫高風險區域，探索跨行政區、領域和多元主體聯動模式，建立統一的治理目標、規劃和標準，打造流域統籌、區域協同、政策融合的多源污染管控網絡。在一些跨省市的區域，可成立聯合治理委員會，由相關省市的政府部門、科研機構、企業等共同參與，制訂統一的污染治理方案并協同推進實施。

        第二，推動農業農村、生態環境、水利、財政等部門建立常態化協作機制，明確各部門在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工作中的職責，以避免職責交叉和推諉現象。同時，加強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實現信息共享，并建立聯合工作小組，定期召開工作會議，共同研究解決治理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第三，在治理農村水環境時，農業農村部門負責制定農業生產中的污染減排措施，生態環境部門負責水質監測和執法監管，水利部門負責保障水資源合理調配，財政部門負責提供資金支持，各部門協同合作形成治理合力。第四，推動基層落實規劃聯審、項目聯評、數據聯管等機制，以加強基層在污染治理規劃制定、項目實施和數據管理等方面的統籌能力。第五，推行網格化監管，將農村地區劃分為若干個網格，每個網格都配備專門的監管人員并明確其職責和任務。同時，制定責任清單，細化污染源排查、巡查、問題上報及整改跟蹤等環節的操作規范，以提高基層污染防治效能。通過建立基層污染治理網格化管理系統，實現對每個網格內污染源的實時監控和管理，及時發現并解決問題。

2.4 完善社會服務體系

第一，鼓勵第三方服務機構參與農業廢棄物的收運、處理及資源化利用，通過政府購買服務、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等引導社會資本投入。同時，健全政府采購、合同管理、績效評價機制，加強對第三方服務機構的監管，確保服務質量，從而構建多主體參與、多模式運作、多渠道保障的市場化體系，提高農業廢棄物處理的專業化水平和效率。例如，在一些農村地區，可引入專業環保企業，由其負責農業廢棄物的收集、運輸和處理，政府則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對企業進行補貼和監管。

        第二，完善農業碳匯制度，推進農業碳交易。搭建覆蓋種植、養殖及農田生態系統的碳排放監測網絡，利用先進監測技術準確監測農業碳排放情況；完善碳排放計量、確權、登記、認證與交易全流程制度，明確碳排放權的歸屬和交易規則；建立農業碳交易平臺，推動農業碳匯項目的開發和交易，讓農民和農業企業能通過減少碳排放獲得經濟收益；健全農業碳交易市場，并通過開展農業碳匯項目試點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業碳匯交易模式，促進農業綠色發展。

        第三，出臺平衡糧食安全與生態保護的激勵政策，在保障糧食產量穩定的前提下，鼓勵農民和農業企業采用綠色生產方式，減少農業面源污染。例如，對實施化肥農藥減量、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等綠色生產措施的主體給予補貼和獎勵。第四，創新并推廣農業綠色信貸、保險、碳匯等金融工具，鼓勵金融機構開發專屬綠色服務產品，為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同時，通過建立農業綠色發展基金，引導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投入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領域。為了便于理解，本文繪制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應對策略思維導圖，如圖 1。

圖 1 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應對策略簡要思維導圖

三、結束語

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關乎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村生態環境改善以及美麗中國建設。當前，治理過程中存在基礎設施和監測體系建設滯后、種養結合結構性矛盾突出、跨區域跨部門統籌機制不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和金融支持政策不完善等關鍵瓶頸。對此，我們必須采取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通過提升污染防治基礎支撐能力、優化多層次種養循環體系、健全跨部門跨地區協同治理機制，以及完善社會化服務與綠色激勵政策等，有效破解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難題，為農村生態環境“減壓”，為農業可持續發展“增效”，推動農業強國建設，實現農業發展更加綠色、農村環境更加宜居的美好愿景。(作者：靳聰)